乡村道德被质疑倒退?乡村道德建设可以这样尝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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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8-01-14 02:52

对于很多人来说,故乡是被称为“根”或“归宿”的场域,那里有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、价值认同、行为规范和自生秩序,这些构筑了乡村道德体系。

无论是出于对传统的守望,还是对现代化的反思,乡村道德都是值得重视的最为成熟的文化谱系。

“箫鼓追随春社近,衣冠简朴古风存”,桃花源般的田园生活,千百年来构建了稳定的社会秩序,也为民众提供了稳固的“生活道理”。

然而,当工业、资本、现代交通、网络等快速发展,现代化潮流席卷而来,乡村道德大厦面临严峻考验。

当下,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乡村道德失范问题带来种种怪现状,这提醒我们必须探寻乡村道德重建之路。

乡村“怪现状”

当下,对乡村秩序侵蚀最严重的是主流价值观的扭曲。有些人认为,金钱正在成为评价的标准。在传统乡村的价值体系中,财富虽是重要指标,但万万不是唯一的。

传统的乡村道德是有纲领、有价值观基础、有内在灵魂的,倡导忠君国、孝父母、敬师长、睦宗族、隆孝养、和乡邻、敦理义、谋生理、勤职业、笃耕耘、课诵读、端教诲、正婚嫁、慎交游、急徭税、守本分、效忍耐、尚节俭、从宽恕、息争讼、诘盗贼、杜奸淫、戒赌博、防伪诈、重友谊、谨言行等。

综观这些道德规范,无不是从孝扩展到忠,从家扩展到国,这是一部完整的道德谱系,其中并没有把对财富的追逐与占有作为评价标准和人生目标。

随着经济发展,乡村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,大量人员进城务工导致乡村结构变化,传统道德受到了冲击,渐渐失去规范作用,甚至有人越来越向“钱”看,片面地认为能赚到钱就是有本事,至于赚钱的方式则不那么重要。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在其《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》中举了两个例子,一个是性工作的去道德化,一个是混混的职业化。

现在在一些地方,靠非法牟利挣了钱的妇女,穿着打扮上档次,出手阔绰,说话时尚,靠此发财的家庭甚至成了一小部分村民羡慕的对象。

“乡村混混”也是如此。以前谁家里出了一个流氓混混,亲戚朋友见了人都不好意思。今天不一样了,如果混混的狠劲和暴力能牟取利益,说话行事有气魄,挥金如土,走亲戚也比较慷慨,往往会受到一些人的羡慕。

这些“怪现状”所反映的是乡村社会价值观的扭曲。

找回渐寒的乡村道德灵魂,需要到乡村的现代化变革中寻找答案。

随着时代发展,乡村社会受到冲击,问题层层累累,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农村亟待“旧貌变新颜”。

怎么变?

培育文明乡风、优良家风、新乡贤文化

何谓新乡贤文化?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“解释材料”中这样解释:“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,具有见贤思齐、崇德向善、诚信友善等特点。借助传统的‘乡贤文化’形式,赋予新的时代内涵,以乡情为纽带,以优秀基层干部、道德模范、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,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,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、培育新型农民、涵育文明乡风、促进共同富裕,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”

培育新乡贤文化,“最关键还在人,还在新乡贤的引领作用。”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如是说。

新乡贤正在涌现

10年前,河南新乡辉县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,便有大烦恼。那时候的裴寨村,村委就一个喇叭、一间房子、一条椅子,村民住的是土坯房,吃水要到百里外,更揪心的是,宗族纷争,麻烦就像“一筐跳蚤乱蹦”,村主任的位置因此空了两届。

何以至此?

一个原因便是,乡贤群体的缺失。

回顾历史,历代乡贤代替或配合官府处理大量社会“公共管理”事务,架桥修路、挖渠筑坝、抢险救灾、尊师重教、纯化风俗、定纷止争、稳定秩序等。然而,由于各种原因,乡贤文化自明清以来,开始由盛转衰,近于凋敝;乡贤群体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愈加逼仄,近乎消弭。钱念孙代表说:“风筝断线了,农村知识精英都流向了城市,成了城市人。长此以往,农村成了空壳,魂就丢了。”

一个没有“魂”的乡村,是绝无半点吸引力的,怪不得,保姆要早早回城了。

人都是有感情的。

“魂”丢了,还是有许多人不被潮流裹挟,尝试着要找回来——这里头,有退休干部、学者,有大学毕业生,有成功商人,他们在广袤的田野上,伸出手,试图对接历史与未来。

2005年,裴春亮决定离开县城,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,接过村主任这个位置。他的抱负坚决而明晰:让百姓富,使风俗淳。十年劳心劳力,他做到了。如今的裴寨,家家住别墅,风景美如画,人人谦恭有礼。

无锡市锡山区山联村党总支副书记朱虹也做到了。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大学生,村支书的一个电话,就让她放下城里的工作,从此一头扎进农村。在那里,“一天当两天用,雨天当晴天用,夜晚当白天用”,短短几年,偏僻贫困的山联村一跃成了“江苏最美村庄”,百姓富而有礼,生活有滋有味。

谈到乡贤,广东省侨联主席王荣宝最先想到的是归国华侨。“广东改革开放以来,第一座桥梁,第一所幼儿园,第一家养老院,第一座图书馆,哪一个不是侨胞们捐建的?”

江苏省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赵亚夫是个农业科学家。2001年退休后,想着自己还能发挥余热,于是他决定扎到农村去。“既然要去,就选了最穷的村子句容戴庄村,当时村民的人均收入才2800多元。”带着技术,带着一颗心,赵亚夫一扎就是15年。现在戴庄村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,人均收入跃升为两万元,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

然而,仅扶危济困、带头致富就够了吗?显然不够。

浙江省长兴县新川村党支部书记张天任,近来有些糟心,“富是富起来了,可是搓麻打牌、封建迷信、浪费攀比等陈规陋习依然盛行。”怎么办?他建议在新农村建设中,发挥乡贤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,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,“从‘物的新农村’向‘人的新农村’迈进”。

这个问题,福建省南安市蓉中村党委书记李振生也曾苦恼过,村子富了,难免会有利益的纠葛。怎么办?他成立了由36位乡贤组成的议事会,有疑难事就上会讨论。“拿养老金说吧,以前到60岁的,每年村里会均发600元,但富的人觉得轻飘飘,差点的又觉得不够。乡贤议事会一讨论,决定取消均等制,逢年过节,让全村的孩子们带着面线和鸡蛋一家一家去拜访老人。这样既教育了孩子,也把这部分钱送到了最需要的人手里。”议事会的作用还不止于此,乡贤们还是村务工作的考核者、监督者。

“乡贤”,在当下,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:新乡贤。

何谓新乡贤?新乡贤又“新”在何处?

“一般而言,有德行、有才华,成长于乡土,奉献于乡里,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、口碑好的人,可谓之新乡贤。”钱念孙告诉记者,“再宽泛一点说,只要有才能,有善念,有行动,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,都可以称作新乡贤。”

新乡贤做的事说的话,能够引发共鸣,能够点燃激发农村群众善念,而“一旦点燃善念,很快就会铺天盖地”。

呼唤更多新乡贤

新乡贤是促进乡村治理的一帖良药。

事实上,“新乡贤”概念甫一浮出水面,学界和地方就已经行动起来。学界自上而下寻找新乡贤,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发起“寻找新乡贤”评选活动,地方自下而上推选新乡贤,在浙江、湖南、湖北、贵州、甘肃和山西等地,“新乡贤”所发挥的榜样力量已经显现。

赵亚夫第一天到戴庄村,想给村民开个技术讲座,等了半天,只来了两个人,其中一个还是村干部。第二场,来了7个人,此后,才慢慢多了起来,“首先要让百姓信,要和他们打成一片。”如果缺了这一环,单凭一腔热血扎下去,结果可能适得其反,“这些年,跟我下去的学生,几乎没一个留得住的。”赵亚夫不无遗憾地说。

另一方面,要让新乡贤“帽子”戴得牢,还需要政府完善机制,搭建平台,培育新乡贤文化,增强新乡贤的认同感。“让他们愿意并乐于留在乡村施展才华。”钱念孙说,在培育新乡贤文化时,要警惕一个不良现象,“乡贤在与宗族结合治理乡村社会时,有时难免与私利交杂。以往有些人在处理问题时仗势欺人、假公济私等,那自是应当嗤之以鼻的。”

新乡贤文化并不等同于传统乡贤文化。

这方面在研究和实践中早有共识:新乡贤文化既汲取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价值精华,又践行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;既发扬传统乡贤品格,又凝练现代乡贤品格,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相契合、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文化。

朱虹说,她要做的一件事是,在村里粉刷文化墙。孝与德,古与今,都将会在文化墙上一一展示。她相信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涵养作用,希望“最美村庄”不仅仅是在景观上,而是能延伸到人心里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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